滕子京是贪官，还是辉映千秋？
──驳《一篇名文，掩盖一个贪官》
陈国涛：《一篇名文，掩盖一个贪官》
读罢年《百家讲坛》第五期陈国涛先生《一篇名文，掩盖一个贪官》（以下简称“《一》文”），又一次激起笔者心中的波澜。因为，凭借司马光《涑水记闻》的两条传言，考古新发现似的写出诬蔑滕子京“美文”的，陈国涛先生不是首创。早在年《散文》《戏剧春秋》等刊物就发了《滕子京贪污》《范仲淹的失误》等文章。鉴于此，笔者曾撰《为滕子京辩诬》予以反驳。不意今天又冒出这么一篇千字文，文章不长，但对滕子京的否定与诬蔑，可谓登峰造极，实实令人难以容忍。看来只要有司马光的《涑水记闻》在，有那些读书不多便妄议古人者在，诬陷滕子京的文章似乎难以绝迹。
“《一》文”第二自然段一口气提出了六个问题：“那么滕子京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？是何许人也？他为何被贬谪？他的人品和文品如何？巴陵郡的‘政通人和，百废俱兴’究竟怎样？他和范仲淹是什么关系？”第五和第六自然段又提出了“范仲俺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呢？”和“范仲淹的文章又是怎样写成的呢？”共八个问题。拙文将它归纳为四个问题进行讨论驳斥。
陈湘源著《解读岳阳楼》书影
首先是滕子京“是何许人也？”“他为何被贬？”“巴陵郡的‘政通人和，百废俱兴，’究竟怎样？”
“《一》文”三、四自然段云：“历史上的滕子京并非《岳阳楼记》中溢美的那样……滕子京是一个大大的贪官！他任职泾州期间，贪污腐败。‘御史梁坚劾奏宗谅，前在泾州费公钱16万贯’，除去分给‘诸部属羌’及‘馈遗游士故人’外，仍有数万贯钱下落不明。……宋仁宗派官员前往查勘，然而滕子京竟以销毁收支的卑劣手段拒绝查勘。最后贬谪岳州。他在岳州任上，也未使岳州出现‘政通人和，百废俱兴’的太平兴盛景象。在老百姓穷困潦倒，饿殍遍地的情景下……他四处搜刮钱财，借重修岳阳楼，为自己树碑立传邀功请赏。更为可恶的是，滕子京故伎重演，征敛赋税，‘所得近万缗置于厅侧自掌之，不设主典案籍。楼成极宏丽，所费甚广，自入者亦不鲜焉’（司马光《涑水记闻》）。可见滕子京是在借修岳阳楼之机，中饱私囊。”说滕子京是个大贪官，因为在泾州贪污才被贬谪岳州，到岳州后又变本加厉，搜刮民财。事实真是如此吗？
先说“泾州公案”。《一》文所据似为《宋史·滕宗谅传》，却既没读懂，也没读完，就妄下结论。本传云：“元昊反，（滕）除刑部员外郎、直集贤院、知泾州。葛怀敏兵败于定川，诸郡震恐，宗谅顾城中兵少，乃集农民数千戎服乘城，又募勇敢，谍知寇远近及其形势，檄报旁郡使为备。会范仲俺自环庆引蕃汉兵来援，时天阴晦十余日，人情忧沮，宗谅乃大设牛酒迎犒士卒；又籍定川战没者于佛寺祭酹之，厚抚其孥，使各得所，于是边民稍安。”范仲淹视其治边有方，乃“急难可用之人”，即“荐以自代，擢天章阁待制，知庆州。”可是“御史梁坚劾奏宗谅前在泾州费公使钱十六万贯，及遣中使检视，乃至部日，以故事犒赍诸部属羌，又间以馈遗游士故人。宗谅恐连逮者众，因焚其籍以灭姓名。”这里说的十六万贯是“以故事”，即上述定川兵败后，滕在泾州的用度；所谓“销毁收支”，是“恐连逮者众”动摇军心。本传的结语是：“及卒，无余财。”这可是盖棺论定啊。
若要更清晰地了解此案，我们还可以再读读《范文正公全集》和《续资治通鉴》。由于此事皆范仲淹所亲历，他曾两上奏章为滕辩诬：“梁坚奏宗谅于泾州贱买人户牛驴，犒劳军士。臣窃见去年葛怀敏败后，向西州官员惊忧，计无所出。泾州无兵，贼已到渭州，宗谅起遣人户强壮数千人入城防守，时值苦寒，军情愁惨，得宗谅管设环庆路节次策应军马一万五千人，酒食柴薪并足，众心大喜。虽未有大功，显是急难可用之人。所以举知庆州。仓卒收买牛驴犒军，纵有亏价，情亦可恕。今日一旦逐之如一小吏，后来主帅，岂敢便宜行事！欲乞朝廷指挥，宗谅止在任句当，委范宗杰在邠州一面勘鞫。如宗谅显有欺隐入己及乖违大过，臣甘与宗谅同行贬黜。”在《天章阁待制滕君墓志铭》中云：“御史梁坚奏劾，君用度不节，至本路费库钱16万缗。及遣中使检察，乃君受署之始，诸部属羌之长千余人皆来谒见，悉遗劳之，其费仅三千缗，盖故事也。坚以诸军月饷并而言之，诬其数尔。”是梁坚扯草凑篮蓄意诬陷。《续资治通鉴·宋纪卷四十六》的结论是：使者“燕度勘到滕宗谅所用钱数分明，并无侵欺入己”。此案可以说在宋代就了结了，并非贪污案。
保守派为什么抓住“泾州公案”做文章？因为庆历三年八月，范仲淹出任参知政事，向仁宗上奏十事，推行“庆历新政”，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，所以保守派以“泾州公案”发难，其矛头就是直指范仲淹的，范仲淹是庆历二年此事发生时的征西主帅。在滕子京被二贬到虢州后，王拱辰仍论奏不已，竟以辞官不做来要挟皇上，宋仁宗为了平息论战，只得以滕子京“前在回中日馈遗往来逾制”，将他三贬而至当时只有12万多人口的荒州草郡岳州。所谓“公使钱”是宋朝的一种特有官给，中央和地方官员都有，可以用来修建、接待、犒赏，朝廷作了详细规定，小部分可以“入己”，大部分是不行的。滕子京是“庆历新政”政治斗争的牺牲品！
北宋院画岳阳楼图
“《一》文”说滕在岳州贪污，则是盲从了司马光《涑水记闻》的那条传闻之言，又断章取义，借题发挥，信口雌黄，歪曲事实。茲将那条传言全文照录：“滕宗谅知岳州，修岳阳楼，不用省库钱，不敛于民，但榜民间有宿债不肯偿者，献以助官，官为督之。民负债者争献之，所得近万缗，置库于厅侧，自掌之，不设主典案籍。楼成，极宏丽，所费甚广，自入者亦不鲜焉。州人不以为非，皆称其能。”通观全文，既找不到“饿殍遍野”“征敛赋税，收刮民财”的证据，也找不到借修楼“树碑立传”的根据。恰恰相反，此条对滕子京还不无褒奖，“不用省库钱”“不敛于民”，民“争献之”，皆折射出岳州“政通人和”与滕的办事才干。
滕子京在岳州到底贪污没有？我们似可从下列材料中找到答案。一是欧阳修的好友刘原父在岳州亲见其家境的诗《次韵滕岳州谢王南郡酒》云：“谁信专城千骑居，空斋图籍两三橱。”谁敢相信曾统帅千军万马的滕太守家境竟如此清贫。二是滕死后，范仲淹在《祭滕子京文》中承诺对其幼子“我今抚之，必教有称”。若滕家有钱财，用得着范公这样做吗？三是有《宋史·滕宗谅传》为他作的结论：“及卒，无余财。”既是贪官，岂无余财。四是近年修建国道，发掘迁葬了滕子京及其妻、妹与女儿的墓葬，四座墓中除墓志铭外，仅有陪葬品砚一方、口衔玉兔二只、瓷魂坛二只，何其俭朴。五是滕子京在岳州除修岳阳楼外，还做了两件大事：迁建岳州学宫、筑紫金堤修通和桥，这“所得近万缗”够用吗？今存岳阳楼，在清光绪六年重修时耗资就是两万缗啦。
那么，岳州“政通人和，百废俱兴”究竟如何？滕在岳的表现又怎样？滕公知岳州距今已多年，我们确实难知就里，但是，我们还是可以从庆历年间时任谏官的蔡襄所称颂的大贤人：范仲淹、欧阳修、尹洙为岳阳所写之记，和时人的评述中窥见端倪。《岳阳楼记》所叙后有论述，这里就不赘述。欧阳修《偃虹堤记》在对话中描述了送信者自豪地说：“吾滕侯之所为也”后写道：“夫虑熟谋审，力不劳而功倍，作事可为后世法，一宜书；不苟一时之誉，思为利于无穷，而告来者不可废，二宜书；岳之民人与湖中之往来者，皆欲为滕侯记，三宜书。”在给滕求记的回信中他又写道：“伏承求卹民瘼，宣布诏条，去宿弊，以便人兴无穷之长利。非独见哲人明达之量，不以进退为心，而窃喜远方凋瘵之民，获被愷悌之化。”“不足尽载君子规模闳达之志，而无以称岳之人之所欲称扬歌颂之勤勉。”尹洙《岳州学记》云：“滕公凡为郡必兴学。见诸生，以为为政先。庆历四年守巴陵，以郡学俯于通道，地迫制卑讲肄无所容，乃度牙城之东，得形胜以迁焉。”一到岳州就举旧兴废，扩大教育规模。又云：“先是（滕）公领邠、宁、环庆兵，插戎为帅（统兵五万之众）。臣守巴陵，乃下迁。凡由大而小，必易其治；或阴愤阳惨，事弛官废，下不胜弊者有之；或慎微虑危，修旧保常，无所设施者有之。若夫用舍一致，勇其所树立，非爱君之深，信道之笃，乌及是哉。”他屡遭贬谪，却不以己悲，一心为老百姓办实事。
宋范致明《岳阳风土记》云：百姓自阁子镇乘船入城常罹覆舟之难，“滕子京作碑堤上，戒往来者使陆行。”然后修通和桥，《巴陵县志》载：“通和桥始于滕公。”元丰元年（）十月岳阳楼毁于火，第二年重修，郑民瞻《重建岳阳楼记》云：“庆历中，滕子京作而新之，时人以范记、苏书、邵篆与茲楼，号为‘天下四绝’。”宋治平年间进士王辟之《渑水燕谈录》称：“庆历中，滕子京谪守巴陵郡，治最为天下第一。”通过以上史料，不仅可以说明范《记》所云“政通人和，百废俱兴”毫无夸赞之嫌，而且也可以看出滕的人品。
清光绪元年钟云卿重修的三眼桥
《涑水记闻》是司马光为编撰《资治通鉴后编》收集的部分资料，准备编书时取舍。《辞海》说它“多数得之传闻，内容不尽确实。”年中华书局出版的《涑水记闻》，书前收录了历史学家邓广铭的《略论有关〈涑水记闻〉的几个问题》，该文通过考证，发现多处“因传而失实的毛病”。并指出：“至于说在《记闻》的全书中，司马光在政治方面的保守意见到处可见，有时且竟不惜把变法派的人物加以丑化，这就会使《记闻》的说服力要大受损害了。”关于滕子京的两条记闻，正是当时政治斗争的产物。而说“滕宗谪守岳州”这段话的“君贶”，就是反复上奏章要求再贬滕的王拱辰。
其次是“滕子京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？”“他的人品和文品如何？”
滕子京画像
滕子京（—）名宗谅，河南洛阳人，幼年丧父，由母亲刁氏夫人抚育他与弟妹成人。大中祥符八年（）与范仲淹同举进士。初任潍、连、泰州从事。天圣中（约），任泰州军事推官，被时任兴化县令的范仲淹推荐与泰州知州张纶当助手，修筑捍海堰，即表现出惊人的魄力和才干。天圣四年（）至天圣九年（），召试学院，后任大理寺丞，知当涂（今安徽当涂县）、邵武（今福建邵武市）知县。明道元年（）调京任殿中丞。景佑元年（）正月任左正言，八月迁左司谏，因直言谏君，被降为尚书员外郎出知信州（今江西上饶市）。景佑二年（），因“与范讽雅相善，及讽贬，宗谅降监池州酒”。宝元元年（）初，调江宁府（今南京市）通判，不久迁知湖州，创立湖州州学。康定元年（），西夏元昊反，迁官刑部员外郎、职直集贤院、任泾州知州。由于治边有方，战功卓著，庆历二年（）十一月，“范仲淹荐以自代，”“徙知泾州滕宗谅为环庆路都部署兼知庆州。”庆历三年（）九月，范仲淹推行“庆历新政”伊始，御史梁坚、郑戬即劾奏滕子京“前在泾州枉费公使钱”，故“徙滕宗谅权知凤翔府”。庆历四年正月，又“降知虢州，职如故”。时中丞王拱辰又奏：言其“盗用公使钱，只削一官，所坐太轻，故再谪”。二月，“徙知虢州滕宗谅知岳州”。庆历七年（）春，迁苏州知州“未逾月，人歌其能政，俄感疾薨于郡之黄堂。”归葬于池州青阳县城南金龟（鸡）塬。
通过对滕子京坎坷一生的简述，我们对其人应有个概略的了解了。那他的人品和文品又如何？这里试举几个事例以管窥豹，略见一斑。
范仲淹《天章阁待制滕君墓志铭》载：滕公在泰州修筑捍海堰时，一日，风暴潮涨，兵吏皆惊骇逃散，惟有他临危不惧，从容地阻止了欲奔离海岸的兵民，晓以利害，并率先赴险，捍卫了海堤。同在现场督工的范仲淹对他顿生敬意，遂成莫逆之交，直至终老。
《续资治通鋻》载：滕任殿中丞时，因宫中发生两次大火，他曾与秘书丞刘越多次上言献章太后，“请太后还政”宋仁宗，其曰：“国家以火德王，火失其性，由政失其本。”景佑初，宋仁宗内宠颇盛，身体多疾。时任左司谏的滕子京又犯颜直谏：“陛下日居深宫，留连荒宴，临朝则多羸形倦色，决事如不挂圣怀。”因此触怒仁宗，将他贬到信州。
年，滕子京在湖州知州任上，得知家居该州德清县乡间的同年进士沈叔宽病逝，因家贫停棺在家无力安葬，滕即亲往其家祭奠，并出资择善地将其安葬，且厚抚其子女，还请范仲淹为他写了《宁海军节度掌书记沈君墓志铭》。
庆历二年九月，西夏入侵，宋朝守将葛怀敏兵败定川，导致渭、延、镇戎三地失守，沿边各郡震惊。定川离滕镇守的泾州仅里，滕却临危不乱，一面招募农民数千戎服守城，一面选派勇士深入敌后收集情报，亲书简檄，分送各郡以为防备。这时，范仲淹带领1、5万兵马来援，却又遇上十多天的阴雨，人情忧沮，士气涣散。滕便大摆酒宴犒劳士卒，又于佛寺祭奠定川之役死难的战士，并以重金优抚其亲属，“各从所欲，无一失所者。”“于是士卒感发增气，边民稍安”。戍边期间，他还“厚抚羌族”，团结少数民族共同御敌，深受边民爱戴。当他调离边陲时，“其战卒妻孥数百人，环其亭馆而号送之，观者为之流涕”。
庆历三年八月，范仲淹任参知政事，推行“庆历新政”，保守派即以所谓“泾州枉费公使钱案”抵制新法执行。朝廷派员查勘，弄得“枝蔓句追，囚系满狱，人人嗟怨”（欧阳修语）。滕子京也被“置狱泾州”，身处险境。面对强敌陈兵边关，守将人心涣散，滕“恐连逮者众，因焚其籍以灭姓名”。其不计个人安危，以国家利益为重，敢于承担责任的精神令人敬佩。
基于上，才有苏子美《滕子京哀辞》的“贤去人何赖，才亡世不尊。”“忠义平生事，声名夷狄闻。言皆出诸老，勇复冠全军”的由衷称许；才有范仲淹《天章阁待制滕君墓志铭》的“君知命乐职，庶务毕葺，”“育人之孤，急人之难多矣。君为政尚宽易，孜孜风化”的中肯评价；才有《宋史》“宗谅尚气，倜傥自任，好施与，及卒无余财”的高度赞颂。
第三、“他与范仲淹是什么关系？”“范仲淹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呢”？
巴陵戏演出《远在江湖》
滕子京与范仲淹是挚交，也是诤友。他俩从年同年及第相识相知，到年在泰州修筑捍海堰相知相敬，在朝堂他俩直言敢谏，抵御西夏一起出生入死，工作上互相支持，生活上互相帮助，诗歌互赠，书信往来，直至终老。范仲淹在《天章阁待制滕君墓志铭》中写道：我俩一生“忠孝相勖（勉），悔吝（不祥）相惩”，并承诺对其幼子“我今抚之，必教有称”。由于他俩交谊太深，因此保守派在庆历新政刚开始推行时，便掀起了一场针对范仲淹的“倒滕运动”。
范仲淹为什么要写《岳阳楼记》？“《一》文”第五自然段说：“滕由左司谏贬为岳州知府（请注意：这句话有两个历史常识性的错误，一、滕任左司谏时在年，距贬岳州相去十年；二、岳阳在明代洪武二年前没有设过府，哪来的知府）。滕子京在岳州的种种恶行，很快被朝廷大臣们察觉和反对。他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，才想起让范仲淹以作文的形式为他树碑立传。”这段文章，措词激烈，说滕子京求记动机是如此卑劣，真是闻所未闻。滕子京修楼求记的动机与目的，在其《求记书》中表述得十分清楚，就是为了继承和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。致于滕子京的人品和在岳州的作为前面已经讨论过了，对于这些无稽之谈就不再辩驳了。
范公为何写这篇记？关于他作记的主旨历来有四种说法：“规劝”说、“策励宣言”说、“提倡先忧后乐精神”说、“赞扬滕子京精神”说。（详见后文《也谈〈岳阳楼记〉的写作目的》）
滕子京驰书求记是在范仲淹任职邠州的庆历五年六月，此时庆历新政失败不久，范公因精神上受到极大打击，边关戎务繁忙，肺疾缠身等原因，加之又未到岳阳现场考察，故而当时没有撰写《岳阳楼记》。庆历五年十一月，范公请调邓州，虽是择一善地治病，却也成了“迁客”，且在到邓州之后，也曾一度出现“附廓田园能置否？与君乘健早归休”；“欲少祸时当止足，得无权处且安闲”（《依韵酬李光化》）的消沉心态。那么，他的那些被贬谪的政治盟友们，会不会出现尹洙《岳州学记》所说的“阴愤阳惨，事弛官废”的情况？这可是个事关国家利益的大问题！他毕竟是个一生“以天下为己任”的名臣硕儒，在经过稍纵即逝的思想波动之后，严峻的现实必然促使他认真思考这个重大问题。正当此时，滕子京重修岳阳楼竣工，必然再次催请他作记。洞庭湖、岳阳楼自古以来就是天下名胜，屈原、李白、杜甫等著名文人在此留下了无数名篇佳什。而滕子京又是他的挚友中累遭贬谪，仍“乐天知命、庶务毕葺”的典型。他对滕公以前的情况是很了解的，近年为“泾州公案”三遭贬谪到岳州后，为民办事“用舍一致，勇于所树立”的政绩又捷报频传。事实若果真如此，岂不正是他要寻找的典型吗？他到邓州原是赋闲养病，完全有时间前往岳州实地考察，撰成此《记》。他至岳核实事实后，便以滕子京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，”“处江湖之远”先忧后乐的精神策励同仁，反击那些以“朋党论”使“庆历新政”夭折而掌权的保守派。
第四、范仲淹的《岳阳楼记》是怎样写成的呢？
“《一》文”第六自然段说：“范仲淹其实并没有到过岳阳，文章只是应滕子京之邀请在饶州写成的。滕子京知他未到过岳阳，就在‘求记书’上附上一幅《洞庭秋晚图》，为他提供写作参考。才高八斗的范仲淹只凭借一幅画，就一挥而就……前后不到两年，滕子京就因范仲淹的一篇为他歌功颂德的《岳阳楼记》，获得宋仁宗的好感，庆历六年秋被调到有小汴京之称的徽州任知府。”此段除观点错误外，还有四个历史常识性的错误。一、关于范仲淹作《记》的地点，历来只有邠州、邓州、岳州三种说法。邠州是范公收到滕公《求记书》的任职地；邓州是范公写《记》时的任职地；岳州说则是因《记》是为岳阳而写。恕笔者孤陋寡闻，还从未见过“饶州”说。范公任职饶州时在景佑三年（），与作记时间相去十年！二、说滕在岳“前后不到两年”，所有史料皆载，滕于庆历四年春贬岳，庆历七年春离岳，怎么算也超过了两年。三、说滕曾任职徽州，史料中似无此记载。四、《记》自云写于“六年九月十五日”，时已秋末，宋仁宗怎能如此神速地读到，并立即赶在秋天下旨将滕调去徽州，那时既无传真也无网络啊！
范仲淹真没到过岳阳吗？据笔者考察，致少有七条理由可以说明范公是到过岳阳的。一是范公有诗为证。二是明隆庆《岳州府志》载有范公曾读书于此。三是明道二年（），范公奉旨巡抚江淮水患，很可能到洞庭湖考察。四、范公在岳阳市云溪区置有田庄。五、滕公求记与范公作《记》相隔十五个月。六、《记》云“余观夫”，意为我亲临实地仔细察看之意。七、范公撰有岳阳楼楹联（详见前《解读宋代岳阳楼“天下四绝·范仲淹千古雄文”》）。为什么一些人宁愿偏信别人编的《年谱》，却不相信范公亲笔写的诗文呢？
滕子京一生坎坷，但始终保持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”的良好心态，充分发扬“古仁人”先忧后乐的优秀品德，是范仲淹认为可以引为知己的“微斯人”。他立朝耿介，直言敢谏；受命戍边，扬我国威；尚气崇义，乐于为善；敢于任事，勇于树立；兴学重教，举废除弊；修桥筑堤，利国利民；清廉自律，肝胆照人。因此他不仅当时深受百姓的爱戴，即使在今天，也是为官者的楷模。今年是滕子京逝世周年，正拟撰文纪念，不意读到《一》文，就此借题发挥，作此评析，也算是对滕公的一个交代和一份崇敬之情。
陈湘源.11.27.配图发
《中国戏曲剧种全集·巴陵戏》作者简介
陈湘沅，笔名湘源，文博副研究馆员，岳阳市政协第四届委员会委员、文史委员，湖南省戏剧家协会、考古学会会员，岳阳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，岳阳市非遗专家库专家。年从艺，工生行兼三花。曾任岳阳巴陵戏剧团团长兼编导，创作、改编剧本40多个；导戏20多个；主笔撰写《湖南地方剧种志（三）·巴陵戏志》。年从事文物工作后，出版个人专著《岳阳说古》《千古名城岳阳解谜》《深度解读岳阳名胜古迹》《岳阳历史文化论争集》《解读岳阳楼》等11部。参与主编《岳阳历史文化丛书·千年名邑》等多部；参与编撰和审稿《湖湘文化大辞典》《湖南大辞典》《岳阳市志》等20多部；发表各类文章多篇，有多篇（部）作品获国家、省、市奖。
该书为：
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课题》
《中国戏曲剧种艺术体系现状与发展研究》课题成果
列入“十四五”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
列入“十四五”文化发展规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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