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湘源文选2编名楼岳阳楼之6浅谈滕子京

陈湘源著岳阳历史文化研究文选书影

浅谈滕子京留下的精神财富

滕子京画像

滕子京是我国古代中级官员中一位品质高尚、人格真纯的州府官员。从他墓前矗立的“宋名臣天章阁待制滕子京墓”墓碑,可知世人对他的推崇与敬仰。本文以滕子京在岳州重修岳阳楼等工程中表现的精神与作为为主线,结合相关史迹,旁征博引,从愈挫愈坚,百折不挠;传承文化,突出精神;百年树人,教育为本;热心实干,利民利国;义薄云天,敢于担当;清廉自律,肝胆照人等六个方面进行探究,以展示他高尚的人品人格。以期达到既为《岳阳楼记》的成因提供注脚,又帮助学生加深对《岳阳楼记》的理解,更欲让人们能较全面地了解滕子京的目的。为此,我们先对他的一生作个简述。

滕子京画像

滕子京(—)名宗谅,宋代洛阳人,幼年丧父,由母亲刁氏夫人抚育他与弟妹成人。大中祥符八年()与范仲淹同举进士。初任潍、连、泰州从事。天圣中(约),任泰州军事推官,被时任兴化县令的范仲淹推荐给泰州知州的张纶当助手,修筑捍海堰,即表现出惊人的魄力和才干。天圣四年()至天圣九年(),召试学院,后任大理寺丞,知当涂(今安徽当涂县)、邵武(今福建邵武市)县。明道元年()调京城任殿中丞。景佑元年()正月任左正言。三年之间升三级。八月迁左司谏,因直言谏君,被降知信州(今江西上饶市)。景佑二年(),因“与范讽雅相善,及讽贬,宗谅降监池州酒”。一年之内却降了四级。宝元元年()初,调江宁府(今南京市)通判,不久迁知湖州,创立湖州州学。康定元年(),西夏元昊反,迁泾州知州。由于治边有方,战功卓著,庆历二年()十一月,“范仲淹荐以自代”,“徙知泾州滕宗谅为环庆路都部署兼知庆州”,成为统领五万人马的边塞主帅。庆历三年()九月,范仲淹推行“庆历新政”伊始,御史梁坚、郑戬即劾奏滕子京“前在泾州枉费公使钱”,故“徙滕宗谅权知凤翔府”。庆历四年正月,又“降知虢州”。时中丞王拱辰又奏:言其“盗用公使钱,只削一官,所坐太轻,故再谪”。二月,“徙知虢州滕宗谅知岳州”。半年之内连遭三次贬谪。庆历七年()春,升任苏州知府“未逾月,人歌其能政,俄感疾薨于郡之黄堂(办公室)。”归葬于池州青阳县城南金龟(鸡)塬。

通过简述,我们对滕子京有了概略的了解。

年早春二月,滕子京身披着与西夏王元昊战斗的烽烟,从庆州、凤翔府、虢州,几经辗转来到巴陵郡。人们大多知道他重修岳阳楼,请范仲淹写下了名垂青史的《岳阳楼记》,使千古名楼华丽转身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圣殿;却很少有人知道滕子京具有很多优秀的品质,值得我们学习与弘扬。而这些优秀品质在岳州又表现得尤为突出。

首先是愈挫愈坚,百折不挠。滕子京幼年丧父,由母亲抚育成人,在磨难中长大,可谓“历尽艰难好做人”。年,他任泰州军事推官,范仲淹任兴化县令,两人一起协助知州张纶修捍海堰。一日,狂风骤起,暴雨倾盆,潮水猛涨,修海堰的兵民皆欲奔离,新修海堤即将功亏一篑。滕子京立即挺身而出,阻止欲奔离海堰的兵民,晓与利害,并率先赴险,终使海堤得保,范仲淹对此深为感佩。年,朝廷赏赐修海堰的功臣,召他试学士院,任大理寺丞。后升任左司谏。因直言谏君,触怒皇上,连遭贬黜。先贬江西上饶,接着仅因“与范讽相友善”而受株连,再贬安徽池州青阳,当了个专收酒税的九品官“榷酤”。连升三级时,他不因宠幸而忘国忧。一年之内降四级,他也不以个人得失为怀,仍然踏踏实实的工作。

对他打击最大的一次,是庆历三年九月至庆历四年二月。庆历三年八月,宋仁宗开天章阁召范仲淹、富弼等议政,范仲淹“手书十事”,获准推行,即史称“庆历新政”。因其中的“明黜陟、抑侥幸”“覃恩信、均公田”,对卖官买官者、对已经或即将恩荫袭爵的官二代、对占有大量公田的官僚,都造成了很大的威胁。特别是范仲淹还呈报了“百官图”,对各路贪腐和不称职的官员一笔勾去。当时枢密副使富弼说:“你一笔勾去容易,岂不知他一家都要哭啊!”范仲淹却说:“一家哭何如一路哭!”表现出严惩贪官庸吏的坚定决心。因此严重触犯了守旧派的既得利益。为了抵制新政,守旧派立即拿范仲淹的挚友滕子京开刀,诬陷他贪污库银16万两!这可是个大案,宋王立即下旨将滕子京拘押“勘鞫”。虽经钦差燕度查核,16万两中有15万7千两是诸军的月饷,另外两属公使钱,是范仲淹庆历二年“荐以自代”,即推荐滕子京接替范任环庆路都部署兼知庆州时,为加强边疆民族团结,鼓励将士杀敌,赏赐或赠予羌族首领、部属和来往官员的开销。审查结论是“所用钱数分明,并无侵欺入己”。“公使钱”是宋朝的一种特有官俸,中央和地方官员都有,可以用来修建、接待、馈赠、犒赏,小部分可以“入己”。既然燕度查核的结论是“所用钱数分明”,此案应该就了结了。可是守旧派还要借题发挥,硬说滕子京“使用过当”。范仲淹是当事者,对此了然于胸,故两上奏折为之辩诬,并在金殿与皇上据理力争,却仍将滕贬知凤翔府;庆历四年正月,又贬虢州。守旧派仍不罢休,御史王拱辰竟以辞官来威胁宋仁宗。仁宗虽然批评王拱辰此举“有估名”之嫌,但为稳定计,还是屈从了守旧派,以“滕宗谅前在回中日馈遗往来逾制”,于同年二月再贬岳州。半年之内,既遭拘押审查,又连续遭受三次贬谪,经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。可他来到当时仅有12万多人口的岳州,不仅毫不气馁,不以个人的进退为怀,不因莫须有的罪名愤懑消沉,而是愈挫愈坚,百折不挠,一心扑在为老百姓办实事上,用铁的事实来证明自身的清白与人品。

《岳阳楼记》书法作品

其次是传承文化,突出精神。滕子京重修岳阳楼,不只是为了恢复名胜古迹,更重要的是为了传承文化,并给古迹注入精神,使之永垂不朽。岳阳文化自古以来就蕰涵着优秀的民本精神,从屈原、周瑜到孟浩然、杜甫,已有深厚积淀。所以他一到岳阳,就“分命僚属于韩、柳、刘、白、二张、二杜逮诸大人集中,摘出登临寄咏,或古或律,歌咏并赋共七十八首,暨本朝大笔如太师吕公、侍郎丁公、尚书夏公之众作,榜于(岳阳楼)梁栋间”。在重修的岳阳楼上加强文化传承的内容。如此,他还觉得不够。他认为“天下郡国,非有山水环异者不为胜,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,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,文字非出于雄才巨卿者不成著”。而刻于夹楼的“古今诸公于篇吟,率无文字称记。所谓岳阳楼者,徒见夫屹然而踞,岈然而负,轩然而竦,伛然而顾,曾不若人具肢体而精神未见也,宁堪乎久焉?”岳阳楼像一个身材魁梧的巨人,但是没有精神和灵魂。因此撰写了上述内容的信,派人送与范仲淹求记,明确地请他为名楼注入精神。滕子京为何请范仲淹作记?首先他俩是挚交也是诤友──同年及第相识,泰州修堤相知,朝堂直谏相敬,边疆御敌相亲。当朝廷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时,他即推荐滕子京以自代,担任抵御西夏的主帅。工作上互相信任支持,生活上互相关心帮助,书来信往,直至终老。范仲淹在《天章阁待制滕君墓志铭》中写道:我俩一生“忠孝相勖,悔吝相惩。”就是因为他俩交谊太深,所以保守派在“庆历新政”刚推行,便针对范仲淹掀起了一场“倒滕运动”──交谊甚厚,知之甚深。其次是对范仲淹人品十分推崇。再次,范乃名儒巨卿,文思高远。《岳阳楼记》成因的关键是特殊的历史背景──“庆历新政”失败后,政治盟友皆遭贬黜,一些人出现了“阴愤阳惨,事弛官废”,“慎微虑微,修旧保常”的情况,范仲淹自己也产生了“附廊田园能置否?与君乘健早归休”,“欲少祸时当止足,得无权处且安闲”的消沉心态。但范仲淹毕竟是青年时就立下了“以天下为己任”大志的名臣硕儒,经过短暂的思想波动之后,面对严峻的现实,为了国家和民众的利益,自然是“不待扬鞭自奋蹄”。岳阳楼是享誉千古的名胜,而滕子京“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”,“进亦忧,退亦忧”和“先忧后乐”的精神与作为,又为范提供了典型素材,正好以此撰记激励政治同仁──成就了这篇文思高远、珠辉璧焕的《岳阳楼记》。为了打造文化精品,滕子京又作出精心安排,在得到《岳阳楼记》后,他即请当世行草名宿苏子美书丹,享有“篆高四海”之誉的邵餗“篆额”──书写《岳阳楼记》的题目。故而元丰二年()郑民瞻撰《重修岳阳楼记》时称:“时人以范记、苏书、邵篆与兹楼号为‘天下四绝’。”自此岳阳楼“天下四绝”碑名传海内。苏子美书写的《岳阳楼记》石碑黄庭坚见过,誉之“清瘦劲健”。可惜此碑只存在33年却毁于元丰大火!滕子京的这项创意对后世影响很大。为继承和弘扬“天下四绝”,岳阳楼内历代不乏名家书法传世,今日所见雕屏,即为康熙誉为“羲之后一人”的清代大书法家张照书丹。

在修楼求记的同时,滕子京还编辑了《岳阳楼诗集》,并自序云:为不使“众作与梁栋同沦委”,故“遍索墙堵间,及本朝诸公歌诗古赋,纪以时代,次以岁月,不以官爵贵贱为升降,镵石置于南北二壁中,庶几他日有闻韶忘味君子,知仆之志也。然历世寝远,必多遗难备,直以所存者笔之。如其删繁撷英,请俟来者焉”。他将当时能收集到的历代诗词和当代作品,不论爵位高低、贫富贵贱,悉数收入,传之后世。由于他的良苦用心,为岳阳保存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。

在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中,没有哪座城市“先忧后乐”精神的延续性,可与岳阳相比。从屈原的“哀民生之多艰”“吾将上下而求索”,到周瑜的“先虑未然,然后康乐”、杜甫的“戎马关山北,凭轩涕泗流”,再到范仲淹的“先忧后乐”、任弼时的“骆驼精神”,两千多年,一以贯之。

岳阳文庙

第三、百年树人,教育为本。滕子京认为:“三代何从而治哉?其教人一于学而已。”教育可以育人树人、强国兴邦。《宋史》称他:“所莅州喜建学,而湖州最盛,学者倾江、淮间。”范仲淹云:“君为政尚宽易,孜孜风化,在玉山、霅中、回上、岳阳四郡并建学校。”可见他一贯重视教育。纵使在戍边抗抵外侮的紧张时期,仍不忘重教兴学,在边塞的霅上、回中都创办了学校。庆历四年一到岳阳,他发现官办州学,“地迫制卑,讲肄无所容”,规模太小,制约了教育事业的发展。于是亲自勘察选址,设计绘图,积极筹集资金,将州学“度牙城之东,得形胜以迁”,迁移扩建了岳州学宫。大学士尹洙《岳州学宫记》说他“凡为郡必兴学。见诸生,以为为政先”。总是把教育放在首位。新建的学宫,规模宏大:“庙仪既成,乃建阁以聚书,辟室以授经;两序列斋,以休诸生;掌事司仪,差以等制;缮爨浣沐,悉严其所;小学宾次,皆列于外。大总作室之数,为楹八十有九……”今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“岳阳文庙”大成殿的主架、金柱、柱础与櫍木等,皆宋代所遗。由于他对教育的重视,大大地推动了岳阳教育事业的发展,使文庙山一带成为了岳阳的文化教肓中心。自宋以后,岳阳人才辈出,仅明代就出了八位尚书:吏部尚书夏元吉、礼部尚书黎淳、兵部尚书刘大夏、兵部尚书杨一清、刑部尚书颜颐寿、户部尚书方钝、工部尚书谢登之、户部尚书杨一鹏。其中,黎淳还是岳阳唯一的状元。黎淳在宫廷教授太子时,曾将皇上钦定的三个神童:杨一清、李东阳、杨廷培育成一代名相,为“挽救明代大厦之将倾”作出了贡献。他一生清廉,其子孙都被称为“清白吏子孙”。这些人材的涌现,应该也有滕子京兴学重教的一份功劳。

第四、热心实干,利民利国。滕子京任职岳州不到三年,不仅将岳阳治理得“政通人和,百废俱兴”,而且做了四件大实事:重修岳阳楼、迁建岳阳文庙、编辑《岳阳楼诗集》、筑紫荆堤修通和桥。这些事情,即使在今天也算重大工程。当时的岳州,乃荒州小郡,巴、平、临、华四县仅12.8万人口,可以想见其人力资源和资金匮乏的程度。可是他克服重重困难,居然都出色地完成了。从重修岳阳楼资金的来源,我们可以看出他办事的能力与才干。《涑水纪闻》载:“滕宗谅知岳州,修岳阳楼,不用省库钱,不敛于民,但榜民间有宿债不肯偿者,献以助官,官为督之。民负债者争献之”。利用民间的三角债,为修楼筹集资金“近万缗”,解决了问题。四件事的前三件已经叙过,这里单说筑堤修桥。

他刚到岳州,就听说东乡的百姓进城办事渡经南湖,时常出现船翻人亡的事故。他当即刻碑湖边要道,告诫人们珍惜生命,绕道陆行。继而积极筹划,筑了紫荆堤,修了通和桥。

笔者(后排左起3)为中南大学教授杨雨“诗话古桥”一行介绍三眼桥

明代严首升云:“尝考《宋史》,名‘通和’,自庆历滕太守始。”巴陵郡自古三面环水,是座水城,唯东门有陆路与外界联通,此堤此桥进一步便利了交通。千百年来,三眼桥虽几经修葺,最终仍未超出他规划的线路。当时,他还计划在岳阳楼下修筑偃虹堤,以方便水上交通和抵御湖水对古城的侵蚀,惜因调任苏州而未能实施。他的精心计划,在今存欧阳修所撰《偃虹堤记》中记述得十分详尽。

第五、义薄云天,敢于担当。滕子京一生重义轻利,对朋友重情义。年,他任湖州知州。湖州是他同科进士沈叔宽的老家,下车伊始,便去拜访。岂料沈已辞世,因家“贫未之葬”。他即“谋于僚属,卜善地拣良日”,将其安葬。并赠银接济其遗孤。同年,范仲淹因直谏触怒皇上被贬丹阳。他不顾朋党之嫌,前往探访。范仲淹写下《滕子京、魏介之二同年相访丹阳郡》诗:“长江天下险,涉者名利驱。二友访贫交,过之如坦途。”就是因为他太重情义,才在范讽案中仅因朋友而遭受牵连,从五品官直降到九品。

范仲淹为滕子京辩诬

对同事讲道义。“泾州公案”,即所谓滕子京贪污案,经查核“只用过公使钱三千缗”。这是他初任庆州时,用这些钱奖励部属,赠予羌族首领和过往官员。由于守旧派恶意纠缠,造成“囚系满狱,人人自危”,严重影响边防将士的斗志。他为了保护同事和羌族首领,将赠送名单付之一炬,独自承担责任。因此,焚烧票据成了诬陷他贪污的重要把柄。但《宋史》本传还了他清白:“宗谅恐连逮者众,因焚其籍以灭姓名。”这样做,确实要有大无畏的担当精神。同时,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伟大的人格力量──在赠送名单被毁的情况下,朝廷钦差竟然通过调查,还原了事实真相。

对下属尚仁义。年,他任主管皇帝衣食住行及药物、车辇的殿中丞。此时献章太后执政,宫中两遭雷火,太后却严厉惩治宫人。他当即上奏,“论灾异,明非人之所能为”,“且妇人柔弱,箠楚之下,何求不可,万一怀冤,足累和气”。避免了一场屈打成招的惨祸,使下狱的宫人得免于难。年在泾州戍边,他将战争中牺牲的将士牌位列“于佛寺祭酹之,厚抚其孥,使各得其所”。由于他对下属的关怀与尊重,当他离开边塞时,“其战卒妻孥数百口,环其亭馆而号送之,观者为之流涕”。充分体现了他与边疆民众的深厚感情。

对君主崇大义。任殿中丞时,正值太后当政,他即奏云:“国家以火德王,火失其性,由政失其本。请太后还政。”力举太后将皇权交给已成年的宋仁宗,以保江山稳固。年,他刚升太常博士、左司谏,面对执政之初,“内宠颇盛”,沉迷酒色,身体多疾的宋仁宗,他又犯颜直谏:“陛下日居深宫,留连荒宴,临朝则多羸形倦色,决事如不挂圣怀。”因此触怒仁宗,将他贬到信州。滕子京身处封建社会,面对生杀予夺的一国之君,竟如此直言不讳,这需要何等的胆略和担当精神!年,范仲淹推荐朝廷任命他为“泾州经略安抚招讨使”,滕子京当即上表:“朝廷既授范仲淹、韩琦四路马步军都总管、经略安抚招讨使,而诸路亦带‘招讨’称号,非所宜。”他认为这样重复命名任职,看似朝廷对各路长官的重视,但却不利于军事管理。宋仁宗采纳了他的意见,“诏罢之”。他不务虚名,以国家利益为重。

宋代院画岳阳楼图

六、清廉自律,肝胆照人。记述滕子京清廉的,一是欧阳修的好友刘原父在岳州留下的诗:“谁信干城千骑居,空斋图籍两三橱。”谁能想象曾统帅五万大军的滕太守,家中空空如也,就摆着几柜图书。二是范仲淹《祭同年滕待制文》说:“独有令嗣,堂构可承,我今抚之,必教而称。”是滕子京的清贫,才让范仲淹发出了为他扶养、抚慰幼子的承诺。三是《宋史》称:“宗谅尚气,倜傥自任,好施与,及卒,无余财。”俗云“一任清知县,十万雪花银”。试想,滕子京作为封建社会的四品官,若不是十分的清廉自律,特别的乐善好施,怎会“无余财”?遍阅青史,有几人盖棺定论能得到如此之高的历史评价?四是近年修建国道,发掘迁葬了滕公及其妻、妹与女儿的墓葬,四座墓中除墓志铭外,仅有陪葬品的砚一方、口衔玉兔两只、瓷魂坛两只,十分俭朴。

滕子京的可贵,还在于他高度自觉的“慎独”精神。首先我们从“泾州公案”中可以推知。他为了不连累别人,将赠送、奖励的花名册都烧掉了。朝廷钦差却还是得出了“所用钱数分明,并无侵欺入己”的结论。这说明他清廉自律、敢于担当的人格力量的确感染了所有的人,才使得在失去证据的情况下仍然还原了事实的真相,也表明他“慎独”的内功确实练得扎实。其次是重修岳阳楼,他将民间献出的“近万缗,置库于厅侧,自掌之,不设主典案籍”。为何不设会计出纳?是他汲取了“泾州公案”的教训,免得牵连别人。“自掌之”是他对自己“慎独”的高度自信,心底无私天地宽!“慎独”铸就了他“倜傥自任”的典型性格。

滕子京的可贵品质,在宋代就备受赞许。时称“四贤”者,有三位对他作出过评价。欧阳修说他“去宿弊,以便人兴无穷之长利,非独见哲人明达之量,不以进退为心;而窃喜远方凋瘵之民,获被恺悌之化。”尹洙称:“先是公领邠、宁、环庆兵,插戎为帅。臣守岳阳乃下迁。凡由大而小,必易其治;或阴愤阳惨,事弛官废,下不胜弊者有之;或慎微虑危,修旧保常,无所设施者有之。若夫用舍一致,勇其所树立,非爱君之深,信道之笃,乌及是哉。”范仲淹说他“知命乐职,庶务毕葺”,“进亦忧,退亦忧”,“处江湖之远”,“乐于为善”,将岳州治理得“政通人和,百废俱兴。”继而王辟之《渑水燕谈录》盛赞:“庆历中,滕子京谪守巴陵郡,治最为天下第一。”不是一般的好,而是“最”好!

综上所述,滕子京确实是在中国文学之父、百代辞章之祖屈原之后,贬官岳阳的佼佼者。他一生坎坷,却始终保持着“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”的良好心态,充分发扬“古仁人”“先忧后乐”的高尚品德,塑造了一个真纯完美的人格,是范仲淹引为知己的“微斯人”。他立朝耿介,直言敢谏;受命戍边,扬我国威;尚气崇义,乐于为善;敢于担当,勇于树立;兴学重教,举废除弊;修桥筑堤,热心实干;清廉自律,肝胆照人。因此,不仅当时深受百姓爱戴,即使在今天,也是为官者的楷模。

陈湘源.11.27.配图发

《中国戏曲剧种全集·巴陵戏》作者简介

陈湘沅,笔名湘源,文博副研究馆员,岳阳市政协第四届委员会委员、文史委员,湖南省戏剧家协会、考古学会会员,岳阳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,岳阳市非遗专家库专家。年从艺,工生行兼三花。曾任岳阳巴陵戏剧团团长兼编导,创作、改编剧本40多个;导戏20多个;主笔撰写《湖南地方剧种志(三)·巴陵戏志》。年从事文物工作后,出版个人专著《岳阳说古》《千古名城岳阳解谜》《深度解读岳阳名胜古迹》《岳阳历史文化论争集》《解读岳阳楼》等11部。参与主编《岳阳历史文化丛书·千年名邑》等多部;参与编撰和审稿《湖湘文化大辞典》《湖南大辞典》《岳阳市志》等20多部;发表各类文章多篇,有多篇(部)作品获国家、省、市奖。

该书为:

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课题》

《中国戏曲剧种艺术体系现状与发展研究》课题成果

列入“十四五”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

列入“十四五”文化发展规划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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